从手搓子弹到大国重器：人民兵工的九十五年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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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自18世纪至今，三次工业革命几乎重塑了人类文明发展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工业革命的亲历者，留下大量相关论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最终目标是建立新中国，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国共产党对工业中国的探索发轫于革命根据地军事工业。如今，学术界习惯用人民兵工代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兵器工业。人民兵工初创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期间武器弹药保障的重要来源，亦是人民武装力量的关键组成部分。
晚清民国时期，兵工多指代的是兵工厂、兵工学校等具体事物。随着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系统推进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兵工概念内涵逐渐由单一走向多元。今人看来，兵工是兵器工业（Ordnance Industry）的简称，指的是以研制、生产陆军常规兵器为主，同时为航空、航天、舰艇、导弹、核武器生产配套产品的工业，是国民经济、国防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由机械、化工、光学、电子、冶金等多种专业构成的综合性工业部门。主要产品有装甲车辆、火炮、枪械、陆海空军用弹药、无控野战火箭和反坦克导弹、火药与炸药、烟火器材、爆破器材、防化器材、观测瞄准与火控器材等。
与人民海军、人民空军、人民炮兵等概念不同，人民兵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的官方表述。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无海军、空军、导弹部队，因而人民兵工可以专指与陆军建设相关的军事工业。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海军、空军和导弹部队。国家建立了与这些新军种高度相关的工业单位，这使得人民兵工的内涵愈发丰富。
人民兵工由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成为具有权威度的政治用语，关键影响事件是纪念人民兵工创建六十周年大会。1991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隆重召开会议纪念人民兵工创建六十周年。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聂荣臻、王震等领导人为人民兵工题词。江泽民的题词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杨尚昆的题词是：“军民结合，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李鹏的题词是：“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聂荣臻的题词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军民结合之路”；王震的题词是：“人民不会忘记你们”。[1]邹家华代表国务院讲话，刘华清代表中央军委对人民兵工六十年来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次大会之后，人民兵工概念被广泛使用，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
自此，1931年被官方确定为人民兵工的正式起点。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自主探索军事工业现代化的起步。2026年是人民兵工创建九十五周年。回望这九十五年的征程，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如何由贫弱走向强大，如何由衰退走向复兴。
官田：人民兵工的发轫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通过组织兵工厂工人运动便对兵工有所接触。一些党员留学苏联学习军事，或者在国内军校学习，也或多或少接触到兵工。从1927年独立建军开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考虑如何建设兵工以保障军队的战斗力。面对国民党的疯狂“围剿”，中国共产党必须保障红军部队枪支弹药的供应，光靠缴获不能完全满足部队需求。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亦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任务。
红军自制的手枪
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由吴汉杰等人到兴国白石筹办修械厂。他带领六七十个工人前往白石，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修理厂。同年10月，中央决定合并红军各地的主要修械组织，在兴国的官田村建立中央红军兵工厂（又称中央军委兵工厂或中央红军官田兵工厂），任命吴汉杰为厂长。这一标志性事件被后世学者认为是人民兵工的诞生。《中国人民兵工史（1931—1999）》一书写道：“官田兵工厂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兵工厂，它的建立标志着根据地兵器工业的诞生。”[2]《中国人民兵工史（1931—1999）》一书建构的历史叙述，将人民兵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兵器工业，影响了此后的学术话语。
根据吴汉杰的回忆，官田兵工厂成立之初有员工250人，200多把锉刀，100多个老虎钳子，4座打铁炉。[3]只能进行手工修械。名曰兵工厂，实际上现代化水准还不如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兵工厂，更无法与同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兵工厂相提并论。装备了一些缴获而来的生产机器和材料后，中央苏区的兵工厂实力逐渐提升。中央军委官田兵工厂在两年多时间里，共计修理步枪4万多支、迫击炮100余门、山炮2门、机枪2000多挺，生产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复装（利用收集到的弹壳填配弹头、底火和火药）子弹40多万发。[4]即便如此，后方军工还是远远无法满足前线需求。缴获仍然是红军武器弹药补给的最主要方式。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产生国家军事工业的意识，从国家战争层面思考军事工业的地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关于保证军工生产问题的命令》写道：“在目前争取决战胜利的生死关头，我们所有的国家和军事工业应当绝对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尤其在目前大批新战士涌上前线的时候，更要加强国家企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和供给。”[5]随着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相继开始长征，大量兵工生产材料、设备被遗弃或破坏。即便如此，这一时期根据地兵工事业发展积累的经验和培养的人才也极具价值。
黄崖洞：抗日根据地军事工业艰难发展的缩影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根据地兵器工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谓是重新开始。挺进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不得不思考如何获得武器和弹药这个熟悉的难题。缴获固然是比较容易想到的答案，但是想从战力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手中缴获武器弹药，绝非易事。伴随着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深了对兵器工业的认识。这期间中共中央经常将兵器工业与军事工业两个概念（甚至有时写作军火工业）并用。八路军与新四军均成立了军工部，所属各师均建有规模不一的兵工厂。八路军、新四军逐渐走上正规化道路后，对武器弹药的需求更加旺盛，更加需要根据地军事工业有所作为。
从1937年的洛川会议到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部队的军火补给问题。中央军委在陕北安塞建立兵工厂，组建军事工业局。八路军总部在晋东南建立军工部，组建黄崖洞兵工厂。其他战略区均成立规模不一的军工领导机构和兵工厂。
黄崖洞兵工厂的官方正式身份是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后方勤务部军事工业部第一兵工厂，内部代号为“流动工团”“三合盛商号”，又称水窑（水腰）一所。黄崖洞，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黎城、武乡、辽县（今左权县）三县交界区域，属太行山腹地，易守难攻。兵工厂北边一处断崖上有山洞，当地人称为黄崖洞，故该兵工厂又被称作黄崖洞兵工厂。巅峰时期，兵工厂有工作人员近700人，机床20多部，[6]配有蒸汽机和发电机，晚间有电灯照明，初具现代化兵工厂特征。不过，受设备、材料、技术等限制，黄崖洞兵工厂的实际生产能力依旧不强。
抗日根据地制造的手榴弹
日军通过多方情报，准确掌握了黄崖洞兵工厂的位置。1941年11月，日军第36师团调集3000余部队，向黄崖洞兵工厂杀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依托有利地形抵抗了约8天。黄崖洞保卫战结束后，八路军总部将黄崖洞兵工厂拆分为三个小厂：一分厂在辽县苏村继续生产掷弹筒弹；二分厂留在原地；三分厂在武乡县。受日军残酷扫荡影响，根据地兵工厂不得不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缩小规模以便坚持长期生存。
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后，根据地军工生产秩序和环境均发生严重改变。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军工生产整体方针。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指示：“在敌我工业水平悬殊与根据地极不巩固之条件下，我们的兵工生产当然处于劣势地位，欲求山地敌我装备平等，大规模建设军事工业及希望新式武器之生产等，都是无实现可能的空想。”[7]此后，各根据地兵工厂将生产重心转向手榴弹、地雷等群众性武器，同时强化子弹和炮弹的复装能力。
1940至1941年间，黄崖洞兵工厂还初步探索如何构建适合工业生产、更具现代特征的管理制度。这一探索改变了党内当时流行的观点：工厂也是部队，工人也是士兵，要实行完全军事化管理。经过探索与实践，黄崖洞兵工厂建立了科层制的专业化组织结构。成立工会以充分尊重和保障一线工人的权利。改变军事化生活方式，取消出操、集中上政治课等办法，新建了俱乐部、洗澡室等配套建筑。这实际上是吸收了现代企业通用的一些管理办法。在那种艰难的生存环境下，中共仍然能进行这样的探索，十分可贵。
随着抗战形势好转，中共及时调整军工生产策略和兵工厂分布格局。自1944年下半年开始，各根据地的兵工厂开始由分散走向集中。八路军重组兵工生产单位组织结构，取消“所”一级编制，改组为8个八路军军工部直属兵工厂和1个实验所。原黄崖洞兵工厂体系被整合为3个炮弹厂和1个锻造厂。这4个工厂在1944年10月至1945年6月，共生产50毫米迫击炮炮弹、60毫米迫击炮炮弹、82毫米迫击炮炮弹12.1万多发，[8]有力支援了敌后军民的反攻作战。
整体而言，全民族抗战时期根据地军工实力仍然薄弱，现代化水准较低。但中共整合有限资源，灵活调整生产策略，建构了适合敌后游击战形态的军工体系。
大连建新公司：现代化红色军工企业的雏形
论及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小米加步枪”。其实，随着解放区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不断累积的战场缴获，人民军队武器装备整体上看自1947年夏季开始已有明显改善。在局部地区，解放区军事工业甚至初步实现了现代化。大连建新公司便是中共一个隐蔽的现代化军工基地。自1947至1951年间，仅日式和美式75毫米山炮弹，建新公司便生产了50余万发。总的来看，红色军工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始快速迈向现代化，成为新中国国防军工奋勇向前的内生因素。
建新公司的隶属关系略显特殊。从地理位置上看地处辽东半岛一隅，似应归属东北局。然而，建新公司建立之初隶属华东局，所产军工品亦主要供给华东。东北局顾全大局，要求旅大地委积极配合华东局支援建新公司。地处东北的建新公司在政治上归属华东，至少有如下原因：其一，华东局在建新公司筹备阶段提供了较多资金；其二，建新公司所产武器弹药经海路运往胶东半岛较为方便；其三，华东野战军在炮弹补给方面的需求比东北野战军更为迫切。
解放战争时期大连建新公司厂房
来自华东、华北和东北的百余位精锐军工干部，组成建新公司的骨干力量。他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艰难成长。公司领导层多来自华东系统。政治委员谭光廷入党较早，经历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总经理朱毅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为河南确山县县长，尔后参加新四军，此后一直在新四军财经系统工作，管理能力较强。各工厂厂长拥有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如吴运铎、吴屏周均长期在新四军兵工系统工作。
中国共产党自苏区时期的官田兵工厂开始就不断积累现代军工管理经验，如引入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利用党团组织进行生产动员等。建新公司在传承这些历史经验基础上亦有新的探索，总部为管理单位，设有行政管理部、工程部、人事部、经理部，各厂为生产单位，依据总部制定的指标，完成生产任务。建新公司表面上看是企业化运作，但并不追求市场利润，而是一切为了前线。虽然建新公司所在区域并未受战火波及，但实际上已经进入战时运作状态。
体系化是军事工业的主要特点。此前的兵工厂之所以生产能力不强、生产规模较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未能形成生产体系。一个现代化军工基地的运转，涉及现代数学、化学、力学、物理学、材料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基础工业和军事技术密切相关。建新公司所属工厂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生产炮弹、引信和发射药的工厂，包括一厂（炮弹厂）、二厂（引信厂）及大连化学工厂的发射药分厂；第二类是生产原材料的工厂，包括大连化学厂、大连钢铁厂。化学厂主要生产硝酸、硫酸、酒精、乙醚、安定剂等，钢铁厂主要生产炮弹钢、工具钢、硬质合金、特种合金钢、“三七”（后改为“四六”）黄铜等；第三类是配合第一、二类工厂而制造设备的工厂，包括大连机械厂、大连制罐厂等。就生产体系而言，建新公司在我党军工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建新公司克服技术挑战、建立炮弹生产线的过程，充分体现出军事工业系统化、科学化、精细化的特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军工事业此前从未有过的经历。重视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分子是建新公司留下的宝贵历史经验。
建新公司在1947年7月至1950年12月间，共生产日式、美式山炮弹545700发，药筒260000个：自配M式野山加引信95000个，改产掷弹引信556000个，修理旧引信162000个，合计813000个。生产美式、日式底火609000个，雷管240000支，六〇迫击炮1430门，苏式冲锋枪563支。[9]当时东北解放区拥有9个军工生产基地，建新公司即为其一。至少就东北而言，人民兵工强有力的支持下，人民军队很快就告别了“小米加步枪”。
引进与仿造：新中国前三十年国防军工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防工业一方面拥有各大解放区已经成熟运转的兵工厂及配套工厂，另一方面接收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兵工厂。虽然看起来实力不俗，但是面临很严峻的考验，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体系复杂且混乱，各区生产基础、设备、产品型号、技术标准不一；二是整体现代化水准偏低，严重落后于同时期欧美强国，只能生产轻武器和部分轻型火炮，无力生产重火炮、坦克、军舰、飞机等现代化武器；三是匮乏专门的军工技术人才培养学校，特别是体系化、专业化的高等学府。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用比较落后的军事工业支撑人民志愿军，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对抗了将近三年，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抗美援朝战争既给新中国国防军工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
挑战毋庸多言，机遇便是大规模苏联援助的到来。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起到加速中国国防工业现代化进程的作用。自1950年10月至1953年12月，国内军事工业共生产各种火炮8424门，火箭筒7682具，各类步机枪60.8万支，炮弹和火箭弹1035万发，枪弹12.5亿发，手榴弹1360万枚。[10]数量固然喜人，然而这并未能解决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准偏低的困境。
通过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实践，中央军委深切感到不仅要改善装备，还要克服国内各部队来源不同造成的制度不统一、装备杂乱无标准和科技水平低的缺陷。1951年初，中央军委成立兵工委员会，统一组织全国的武器生产，随后按苏式装备标准建立了全军统一的武器序列，陆续替换过去缴获的武器。至1955年底，我军利用进口和国产的武器装备，共换装和新装备了106个步兵师，9个骑兵、守备和内卫师，17个地面炮兵师，17个高射炮兵师，4个坦克、机械化师，33个航空兵师，9个舰艇支队。中国军队百余年来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的标准化、序列化，并初步由单一步兵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
1952年5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为团长，中国兵工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签订了极其重要的《关于中国工厂获得制造苏联型式枪炮、弹药特许权和交付苏式枪炮、弹药样品、生产技术资料及必要时派遣苏联专家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新中国由此获得苏军13种型号轻重武器的技术资料。此后，周恩来、李富春先后率团前往苏联谈判，敲定了156个大型援助项目，其中属于军事工业的有21个。
随着1953年“一五”计划的启动，新中国军事工业也随之快速发展。军事工业高度依赖现代重工业，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0年，我们基本实现了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经想要但是未能实现的目标，即打造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人民军队的步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榴弹炮、加农炮、高射炮等实现制式化，口径和型号得以统一，告别了近百年的“万国造”。中国人可以首次实现自主批量化生产大口径火炮（56式130毫米加农炮、152毫米榴弹炮）。195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自主量产的主战坦克列装部队。
新中国第一代主战坦克“59式”
航空工业被形容为“现代工业之花”，是一个国家技术、经济、国防实力和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强国的陆军、海军航空兵大放异彩。因丧失制空权和缺少防空武器，中国军队饱受日本侵略者轰炸机的蹂躏。战争结束后，欧美强国普遍组建空军这一独立军种。新中国成立之时，我们的航空工业极其薄弱，还无法生产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
几经努力，1954年7月3日，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初教-5成功飞天。1955年7月19日，新中国试制的第一架喷气歼击机歼-5在沈阳首飞成功。9月，聂荣臻元帅参加祝捷大会，并于当月通过国家鉴定验收，这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跨入喷气时代。1959年9月27日，新中国自己装配的第一款轰炸机轰-6在哈尔滨首飞成功。自此，人民空军拥有了自己的教练机、战斗机和轰炸机。
从1949年到1960年，是新中国船舶工业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旧中国留下的船舶工业，并借助苏联的技术援助，重点为海军生产舰艇，初步建立新中国船舶工业发展基础。1953年6月，中国与苏联两国政府全权代表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用贷款方式购买一批海军战斗舰艇及成套材料和设备的协议。协议还规定，在中国船厂建造期间，苏联向中国派遣技术专家给予指导，并接受中国造船人员在苏联工厂进行培训。这是中国船舶工业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是在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成功的尝试。它不仅及时为海军提供了必需的装备，加强了海军初创时期的实力；同时也促进了船舶工业本身的发展，锻炼和提高了船舶工业的技术队伍，为日后自行研制积累了经验。到1959年，我国“五型舰艇”（即护卫舰、鱼雷快艇、鱼雷潜艇、大型猎潜艇、扫雷舰）共生产了100多艘。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10年的努力，船舶工业为中国海军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更新发展成为一支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海上作战力量，作出重要贡献。
兵器工业、航空工业和船舶工业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10年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圆了中国军工人百年梦想。因为有了这些常规军事工业的基础，才能支撑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军事工业。
受中苏关系恶化、越南战争、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等影响，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持续开展三线建设。国防工业在全国范围内重新调整布局。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调整宣告结束。如今，三线建设研究已成为国史学界的“显学”。
奋勇直追：改革开放新时期国防军工的转型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国防军工开始奋勇直追。以美军为代表，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加持下，军队现代化发展到新阶段。1991年的海湾战争，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战争。这场仅仅持续42天的局部战争掀起全球新军事变革狂潮，推开了信息化战争的大门。国防军工面临重大时代演变提出的挑战，需要助力人民军队从机械化迈向信息化、科技化、智能化。
尤为重要的是，党和国家对国际局势长期演变有了新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及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国防军工面临转型重任。计划经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过去数十年间基于计划经济体制打造的国防军工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传统兵工企业普遍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遭遇改革转型阵痛。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短暂设立了兵器工业部进行过渡。1990年，国务院成立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1999年，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分建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军民结合是20世纪最后20年间中国国防军工要解决的整体性难题。狠抓科研、对标国际、大上民品、积极盈利成为真实写照。改革与转型必然产生阵痛。那一代的军工人默默承受了这些阵痛，顺利渡过了难关。抓住国际时局有利于我的机遇，国防军工引进了一批欧美技术项目，确立了“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苏式武器系统主导的局面，进一步缩小了与欧美强国的差距。国防军工经过20年努力转型所取得的成就，集中体现在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上。
进入新世纪，几经改组与探索，中国基本形成了以军工央企为主阵地的国防军工体系。这些央企包括‌：中核集团‌主要管核军工、核电和核燃料循环，航天科技‌主要做运载火箭、卫星、载人飞船等，航天科工‌专注于导弹武器系统及航天防务，航空工业‌研制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等航空装备，中国航发‌专攻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研发，中国船舶‌承担航母、核潜艇等海军主战装备科研生产，兵器工业‌提供坦克、装甲车辆等陆军装备，兵器装备‌涵盖轻武器、汽车及光电产品等，中国电科‌负责军工电子、雷达及网络安全，中国电子‌聚焦网络安全、集成电路及操作系统。此外，一批特色高校的角色也不容忽视，如哈工大、北理工、西工大、北航、南航、南理工、哈工程、中北大学等等。整个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释放了巨大活力。这一局面为下一阶段国防军工的腾飞打下坚实的基础。‌‌‌
1974年问世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
大国重器：新时代国防军工的新气象
自1949年至2012年，几代军工人不懈努力，取得巨大成绩。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并未能很好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国防军工的更新换代节奏并不一致。社会上一度出现“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说法。另一方面，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主导的多次局部战争中展现出极强的军事能力，控制着尖端军事技术。人民军队迫切需要开展新一轮技术升级，需要在新一代战斗机、战略轰炸机、大型运输机、航空母舰、驱逐舰、护卫舰、核潜艇、战略导弹、主战坦克、自行火炮、火箭炮等武器装备上追赶甚至反超美国。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开始后，中国国防军工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新时代以来中国国防军工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几代人未曾实现的目标。仅以尖端武器研发和入列为例，我们实现了多个“从0到1”的突破。空军方面，“20时代”战机家族愈发强大。歼-20、歼-35等新型隐身战斗机，达到世界一流水准。运-20具有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等特点。空警-600是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指挥中枢”。攻击-11是我国首款正式服役的飞翼布局隐身无人攻击机。直-20是中国新一代通用直升机，具备良好的机动性和多用途能力。陆军方面，新一代主战坦克99A实现了火力、机动力、信息力和防护力的融合。PCL-181车载加榴炮‌，凭借‌高机动性‌、‌快反应速度‌和‌信息化火控‌，成为合成旅火力支援的核心装备。海军方面，中国拥有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三艘航空母舰，围绕航母打造了055型导弹驱逐舰、054B型护卫舰。从坦克登陆舰，到综合登陆舰，再到两栖攻击舰……三代舰影，映照人民海军的奋斗征程，承载着人民海军从近岸向深蓝的强军梦想。火箭军方面，东风-61洲际导弹震惊世界，东风-5C液体洲际导弹展示全球打击能力，巨浪-3潜射导弹增强海基核威慑。
中国最新一代战斗机“歼-2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如今，人民军队拥有“四大军种”，即陆军、海军、空军和火箭军，均属于正大战区级；“四大兵种”，即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和联勤保障部队，均属于副大战区级。我军新的兵种就是为了应对新时期军事斗争的需求，适应新战场的变化，应运而生的。
遥想95年前，中央军委官田兵工厂仅能简单修理一些步枪，制造一些土枪和土炮。95年风雨征程，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放弃强国强军的初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一支强大的军队。从 “土八路”“小米加步枪”到大国重器，一部人民兵工发展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防工业自力更生、转型升级、迈向现代化的完整奋斗史。这个领域是一座富矿，值得学界同仁为之投入。
注释
[1]《纪念人民兵工创建六十周年大会举行》，《人民日报》1991年10月20日，第1版。
[2] 中国人民兵工史编委会编：《中国人民兵工史（1931—1999）》，兵器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3] 吴汉杰：《官田兵工厂》，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740页。
[4]《中国人民兵工史（1931—1999）》，第14页。
[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关于保证军工生产问题的命令》（1934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档案馆编印：《第十八集团军后勤军工史料汇编》上册，2005年，第6页。
[6] 吴殿尧：《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30页。
[7]《中央军委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1941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8]《主要兵工单位》，《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第641页。
[9]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印：《大连建新公司兵工生产史料》，1988年，第1页。
[10] 本书编委会编：《中国人民兵工史》上卷，兵器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郭洋（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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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八五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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