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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化对基础研究的规律性认识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国际科技竞争持续向基础前沿前移，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更加凸显。2026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求我们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基础研究，必须深化对基础研究的规律性认识。只有充分把握基础研究的内在规律，才能在科研组织、资源配置、评价激励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减少盲目性、增强科学性，为国家战略需求提供持久的源头供给。
一
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研究是驱动基础研究发展的两大动力。前者以科学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内生驱动，是催生原创性、颠覆性科学突破的重要源泉。后者以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外部牵引，开展定向性体系化的基础研究，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发展动能的关键纽带。二者辩证统一、相互转化。自由探索积累的科学成果为目标导向研究提供知识储备与方法工具，目标导向研究提炼的底层科学问题为自由探索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与应用场景。我国量子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正是两大动力协同发力的生动例证。潘建伟团队从量子纠缠等基础问题起步，经长期探索形成积累，进而凝练为国家战略任务，主导研制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使我国跻身世界量子科技前列。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在动力机制上仍存在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研究协同不足、衔接不畅问题。一方面，部分自由探索因缺乏需求牵引和场景锚定而陷入“为研究而研究”的困境，研究方向分散、原创性不足，难以汇聚成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合力。另一方面，目标导向研究在任务分解和项目组织中往往过度强调技术指标和节点交付，对前沿科学自发涌现的新思想、新方向吸纳不够充分，制约了好奇心驱动下“从0到1”原始创新成果的持续涌现，难以实现前沿科学突破与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顺应基础研究规律，促进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研究有机结合，需要健全双轮协同的制度体系。在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国家重大科技战略与前沿科学探索，建立战略目标清单与前沿探索选题双向互通机制，让目标导向研究为自由探索指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价值导向，同时让自由探索的前沿原创性成果为目标导向研究提供源头支撑。在科研管理层面，优化差异化且互通兼容的项目管理机制。针对重大战略导向的基础研究，预留适度弹性探索空间，避免用刚性任务指标束缚原创性探索；面向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充分挖掘其赋能产业升级、科技攻关、民生保障的潜在价值，推动自由探索与定向攻坚协同发力。在资源与评价体系层面，打通两类研究的经费统筹、平台共享、人才互通通道，搭建共享科研平台与人才流动机制。
二
基础研究从问题提出、路径探索到取得实质性突破，往往需要数年、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长周期与高不确定性是基础研究区别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重要特征。“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赵忠贤院士，半个世纪深耕高温超导，于2008年携团队将超导临界温度提高到50K以上，创造了55K的铁基超导体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自1969年起担负抗疟研究任务，历经数百次筛选、反复实验，翻阅海量中医药古籍，熬过无数失败的探索阶段，最终成功发现和提取青蒿素，为全球抗疟事业带来历史性突破。一项重大理论从提出到公认，从原理创新到孕育颠覆性技术，常需数代科研工作者接续奋斗。因此，评判基础研究的成果与成效，必须符合其长周期、高风险的基本特征，既不能用工业化流水线的标准衡量科研探索进程，也不能以短期功利化的标尺衡量创新活动价值。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管理中仍一定程度上存在短视化倾向，导致形成制约原创性探索、颠覆性研究的机制障碍。现行科研项目多以3—5年为周期，配套实施年度考核、中期评估和结题验收的全过程刚性管控。此类高频率、指标化的考评机制，客观上易使科研人员优先选择周期短、见效快的研究方向，而回避周期长、风险高的“无人区”课题，由此导致基础研究产出中“跟踪式”、“增量式”成果较多，而“引领式”、“颠覆性”突破不足。此外，科研人员需要持续申报项目、争取经费，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与团队积累，存在重项目申报而轻学术深耕的倾向，甚至出现研究方向随项目指南频繁调整的短期行为。目前科研实践中对科研失败的界定模糊、包容不足，探索性研究的失败往往被视为科研能力不足，导致科研人员抱持“求稳怕错”心态，倾向于选择风险低、易出成果的热点领域，不利于核心科学问题持续攻坚。
遵循基础研究的过程规律，必须坚持久久为功，从管理理念、评价体系、投入机制等方面全方位发力，构建鼓励潜心钻研的良好科研环境。建立长周期稳定支持制度，优化基础研究经费结构，逐步提高稳定支持经费占比，破除简单量化、频繁考核的管理束缚，让科研人员潜心长期深耕。摒弃工程化、线性化管理思维，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调整权，精简各类报表、检查、评审活动，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立足企业深度参与基础研究、产学研协同攻关的现实场景，健全多方主体利益协调与成果共享机制，明晰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在产学研联合基础研究中的权责边界。压实科研主体责任，健全科研诚信与科技伦理全链条管控机制，完善学术不端惩戒与伦理审查制度。在全社会培育尊重规律、包容失败、尊崇奉献的价值导向，引导科研工作者摒弃浮躁心态，永葆学术初心。
三
现代科学发展趋势表明，学科交叉融合已经成为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路径。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向微观、宏观、复杂系统拓展，单一学科的理论、方法与工具已难以解决前沿科学问题和应对重大现实挑战，科学突破的生长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统学科的边界地带与交叉领域。例如，“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的成功研制，是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力量协同攻关的结果；人工智能的突破是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学科交叉不是不同学科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知识体系、研究方法、思维范式的深度融合，催生新的学科分支、新的理论框架与新的研究工具，从而突破单一学科的认知局限，打开新的科学领域。面向未来，无论是脑科学、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学等前沿科学方向，还是粮食安全、生态保护、生命健康等重大战略需求，都必须依靠多学科交叉的协同攻关才能实现根本性突破。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方向上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图为2026年4月10日拍摄的“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局部。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尽管学科交叉的重要性已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但当前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形交而神不交”的问题仍客观存在。一是传统学科的组织壁垒根深蒂固。我国高校与科研院所普遍按照一级、二级学科设置院系与研究室，资源分配、人才招聘、职称评审、成果认定很大程度上以单一学科为基本单元，跨学科研究难以获得稳定的政策保障与资源支持，交叉研究平台多为松散型、虚拟型组织，缺乏独立的人财物管理权，难以形成实体化的交叉研究力量。二是交叉研究的深度与质量仍然不高。多数交叉合作停留在“拼凑式、拼盘式”的浅层次协作，不同学科人员只是围绕同一项目各自开展研究，缺乏共同的核心科学问题牵引，难以产生真正的原创性重大交叉成果。三是交叉人才培养与评价体系相对滞后。现有高等教育体系仍主要以单一学科培养为主，学生的知识结构局限于本学科范畴，缺乏跨学科的系统训练与思维养成，导致高端交叉人才供给不足；同时交叉成果面临“归属不清、认可度低”的困境，致使科研人员开展交叉研究的内生动力不足。
顺应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规律，必须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构建全方位、深层次的学科交叉融合格局。要破除学科组织壁垒，打造实体化交叉研究平台，围绕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设立一批独立建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坚持以核心科学问题为牵引，凝练一批需要多学科协同攻关的重大交叉科学问题，通过设立交叉研究重大专项，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技术资源，开展体系化、建制化攻关。集聚吸纳全球优质科研资源，支持鼓励我国科研人员深度参与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在双向开放协作中拓展学科交叉的广度与深度。
四
基础研究内在规律，决定了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必须尊重人才成长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指出：“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关键在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教育搭建知识框架、塑造科学品格；科研提供真实问题场景、完成实战能力训练；人才制度解决激励导向与发展保障问题。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是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的主阵地、主力军。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规模突破4800万人，学科积淀深厚、生源储备充裕，具备自主培养一流基础研究人才的有利条件。
来源：《求是》2026/18
作者：于吉红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来源：《求是》
作者: 于吉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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