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段、弥合区域：“明清至近代中国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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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长期以断代与区域为基本工作单元，一代代学者在各自的时段与地域中深耕实证。而在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如何重新把握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经济，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理解中国经济的长期演变，是学界持续面对的课题。
2026年9月12日，“明清至近代中国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举行，八十余名中外学者与会，围绕明清至当代中国经济史的诸多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呈现了一种“跨越时段、弥合区域”的研究趋势。

“明清至近代中国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合影
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仲民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仇鹿鸣教授致开幕辞。
仇鹿鸣教授表示，复旦大学的经济史研究享誉国内外，但长期以来分设两个研究室：古代史研究室侧重江南社会经济史，近代史教研室主要做企业史、金融史。把打通明清与近代的经济史脉络作为会议主题，这是第一次。他认为这也是学术上的一种潮流：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理解江南，理解中国经济长期的内在因素，以及近代以来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影响。
随后，仇鹿鸣谈到这次会议的特殊意义。本次会议也是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荫贵逝世一周年而举办，与会的许多前辈学者和年轻学人都是朱教授生前同事、好友或学生，多场报告围绕朱荫贵教授深耕的领域——轮船招商局、股份制企业、金融证券、清水江文书等展开，会议兼具学术研讨与同人纪念的双重意味。朱荫贵教授长期致力于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尤其在企业史和资本市场方面卓有建树。2025年9月23日，朱荫贵教授在上海逝世，享年75岁。仇鹿鸣指出，朱荫贵教授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卓越学者，不喜谈论宏大理论，却有一个重要的主张，即经济史研究不应局限于近代而应贯通地考虑，这与今天会议的宗旨十分契合。仇鹿鸣表示，朱荫贵教授在病重期间仍有大量未及完成的学术工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他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培养了众多优秀学生，在座的不少青年学者即出自其门下或受他的影响。他期待本次会议能把朱荫贵教授所代表的复旦经济史研究传统延续下去。

朱荫贵教授（1950-2025）
会议邀请了中山大学滨下武志、厦门大学林枫、中国社会科学院武力三位资深学者作主题报告。

滨下武志
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日本东洋文库研究部部长滨下武志以《朱荫贵教授与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2025）》为题作首场报告，回顾了朱荫贵教授三十五年的学术历程。
滨下武志先生从朱荫贵教授1990至1995年间的早期研究讲起。朱荫贵1994年拟定的工作计划显示，其时他正从事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中日新兴产业部门发展的比较研究，从经济体制、金融体制、宏观管理、社会传统等角度探讨国家权力在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同时计划撰写一部比较中日证券市场历史的专著。当时，朱荫贵教授已经注意到，中国成功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改革，而借鉴日本证券市场发展的经验，将有助于中国更健康地发展自身的证券市场。这些早年的研究计划，已经初步显出朱荫贵教授此后三十余年的问题意识：钱从哪里来，企业与资本市场如何互动，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
轮船招商局是朱荫贵教授用力最久的对象之一。滨下武志引述朱荫贵的论述指出，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崛起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1895年以前，主要的轮船公司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1895年以后，华商小轮船业普遍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大中型轮船公司开始兴起。无论哪一个时期，上海都处于航运业的中心位置。朱荫贵教授曾写道：“上海轮船航运业的发展是古老中国不甘落后，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具体体现和例证之一。”轮船航运业的发展与开放，是中国古老市场和世界市场的联通，促进了农业文明向近代工商业文明的过渡。
在梳理近代民间资本企业的发展进程后，朱荫贵教授归纳出其中行之有效的三大方式：筹集资本和分配中实行“官利”制度，企业运营实行“负债经营”，直接吸收民间储蓄。朱教授有一篇论文题为《钱从哪里来？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资金问题》，这也是他一系列论著反复处理的问题。
报告接着转向清水江文书中的“股”。朱荫贵教授在研究中发现，贵州清水江地区发掘出的大量民间契约文书中，带“股”字样者数量众多，其范围远比投资经营中的“股”广泛。在生活领域，分家书、买卖土地林地杉木、分山等契约中的“股”标示着财产的多少与分割、转让，其出发点和目标并非谋求利润；在生产领域，“股”用以表示出资方式、经管内容与收益分配；到民国后期，还出现了以“人股”集资的实业社和以“股券”为凭的股份公司。这些文书中的“股”有大股、小股之别，但在同一份文书中彼此等值。滨下武志认为，从生活中的“股”到股份公司，这一谱系深化了对“股”这一基本概念的认识，也让中国股份制企业的本土渊源有迹可循。
顺着这条线索，滨下先生把朱荫贵教授的研究放进“民间社会的纽带”这个更大的框架：宗族的血缘，潮州、客家、闽南侨乡的地缘，南北行、福潮行的业缘，侨批与金融投资网络的“钱缘”，合股、联号的“股缘”，朱荫贵教授对“股”的考察，正处在这一网络研究的延长线上。
报告最后，滨下先生把朱荫贵教授的学术遗产归结为几个方面：证券、航运与工业化，负债经营，“股”与“管理”等基本概念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大分流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题目都牵涉中国经济史的历史特色，以及近代化与传统的关系。

林枫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林枫的报告题为《跨越时段、弥合区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可以视为对上述问题的方法论回应。
林枫教授直言，经济史研究者往往很早就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时段与区域，进行个案研究，“但这样很容易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在她看来，“中国”是一个弹性而又具有生命力的概念，多文明、多民族在长期的接触、交流与融合中凝聚出统一的共同体。断代与区域一样，都只是实证研究的时空设定，不是画地为牢的边界。“微观的研究，不是微观史”，她强调，“微观史一定关注的是宏大”，是跨越时段、弥合区域、打破学科畛域的。
以此为出发点，林枫以自己关于中国古代财政长时段特征的研究为例：农业税从“以丁为本”向“以地为据”转变；财政制度改革以简化征收程序、保障财政收入为基本着眼点；商业税收与“重商”“抑商”并无太多关系；“贡”的实用性与官营事业的追求主要出自财政考量。这四个特征从盐铁专卖一路贯通至当代财政，朱荫贵教授研究的轮船招商局“其实也是一个例子”。她又以明代一条鞭法的南北差异为例，指出华北地区实行按“门”科派的“门银”制度，与南方徭役银纳化的路径明显不同，其原因与南北方的财产形态、编审成本相关，实际上又回到一条鞭法在南北方的推行问题；再以“役”的问题为线索，从岳麓秦简《尉卒律》所见秦代典、老选任，到梁方仲对明代粮长制度“委托代办”性质的经典分析，说明赋役制度的诸多命题如何贯穿两千年历史。谈及明清白银问题，她认为相关研究至少应从宋元开始关注，明代中期以后的白银输入事实上以清前期为主要时段，民国的废两改元则是在白银流动基础上进行的尝试。
林枫教授进而从三个方面展望中国经济史研究。其一，近现代经济史在研究对象、领域、议题以及资料、计量手段、理论吸纳上均较古代经济史有明显优势，对古代经济史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而上古中古经济史对史料文本的细致解读与经济制度的讨论，也对明清以降的研究产生方法论的引导，议题的融合正逐渐成为趋势。其二，经济史横跨经济学与历史学，是最早打破学科藩篱的史学门类之一；社会科学化使历史研究从叙述史学演进到问题史学，这一转变在经济史领域表现得最早、最明显、也最有成效。其三，研究对象的边界在往外扩：从生产到商品、市场、城市、商人组织，再到消费；从官方土地制度到民间基层的土地实践；研究区域也从内地延伸到边疆和非汉语文献的世界。
报告最后，林枫教授回到朱荫贵教授的研究：时段上从清代贯通至当代，区域上从清水江流域的山区到上海大都市并注重中日比较，领域上以股票、证券、金融、企业为主而兼及地权。朱荫贵教授曾呼吁研究传统市场应重视国家干预，探讨历史上的传统市场与今天市场经济的区别、特点、联系和有无继承性。在林枫看来，这就是“跨越时段、弥合区域”。

武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武力的报告将时段推进到全面抗战时期，题为《略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工业的思想与实践》。
武力指出，早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发展现代工业的必要性：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在1920年代初即有关于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论述，但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前，尚不具备实践条件。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开辟陕甘宁、晋察冀等19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地区多处于省县交界的丘陵山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
武力将根据地工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7月至1939年10月为草创阶段，各根据地相继办起一批小型工厂或手工工场，晋察冀边区并将发展工业的重心放在手工业与家庭副业上；1939年10月至1943年8月为相持阶段，在残酷“扫荡”与严密封锁之下自力更生，正确处理公营与私营、军营与民营的比例关系，因地制宜采用小规模、分散式生产模式，生产经营上亦军亦工、军办民办并举，工资报酬上实行计件工资与超额奖励制度，建立起涵盖煤炭、冶金、机械、石油、化工、制药、纺织、造纸等行业的基本工业体系；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为全面发展阶段，1944年5月毛泽东发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工业化”的号召，中共中央西北局提出“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同时奖励地主商人创立工业，欢迎边区以外的工商业家来边区发展工业。
武力在结语中说，回顾这段历史，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工业的思想渊源和早期实践，也能看出“没有现代工业，就没有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这句话的分量。

会议现场
随后进行的第一场论文研讨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郑会欣主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为鹏担任评议人，共六位资深学者作报告。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海英《从商书蠡测清代社会经济的变迁及经商模式的新变化》，通过日本明治时期出版的商业汉语教科书《燕语生意筯络》《生意襍话》与清代商业书《贸易须知》的对读，考察清代商业书的海外流布，蠡测清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与经商模式的新变化。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交易中的“契外价”：清代契约“正价”以外的开支》，利用徽州抄本《汪祥生聚记户田地山塘册》等文书指出，契约正价之外往往还有可观的“契外价”，相关记录仅见于誊契簿、阴阳契、契外价据、议单以及一些找价契。有鉴于此，他提醒，将大量契约用于定量分析时需要考虑更为复杂的因素，否则看似“科学”的研究，可能比描述性的记录离真实情形更远。
华侨大学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李培德《“金融素养”的近代中日对比》，从个人长年搜集的中日金融票证实物入手，引入“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概念，通过对1920至1930年代中日两国储蓄、公债、股票、保险等票证资料的收集与对比，分析两国金融市场发展历程的差异及其文化根源。
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田岛俊雄《中国农机工业的发展——内燃机等行业的产业组织与结构变化》，从自己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时与朱荫贵教授的交往回忆讲起，继而分析“诸侯经济”格局下轻型载货车与492Q发动机的地方市场分割，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机工业产业组织与结构的变化。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众《蛇口开发的历史渊源和决策过程》，将蛇口开发的叙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宝安县沿边经济活动讲起，梳理中央决策层的认识演变与决策过程，指出招商局作为早期深圳开发的一支“偏师”，从自己熟悉的港口航运起步，先行一步，蛇口模式是解放思想、上下同心、逐步摸索的结果。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文享《探寻近代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启动密码——朱荫贵先生经济史研究学说探析》，直接以朱荫贵的学说为对象，提出朱荫贵是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市场论”的代表学者：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从国家与市场、企业制度与经营行为、行业史、资本市场四个维度展开论证，认为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启动和初步成形，其发展并非简单移植西方模式，而是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多重因素交织、融合的结果。
下午的分组讨论分三组同时进行，每组两场，近三十篇论文接受报告与评议。时段从明清一直排到当代，议题上囊括赋役、财政、货币、金融、企业史与资本市场，其中多篇围绕轮船招商局、近代企业融资与债务、租界债券展开，与朱荫贵教授生前的研究相接；另有几篇把视野推向边疆、东亚海域和非汉语文献，讨论中外经济互动与基础设施。
与会学者提到，朱荫贵教授生前的研究，从清代清水江文书中的“股”，到近代上海的资本市场与轮船航运业，再到中日近代化比较，正是跨越时段、弥合区域的一种实践。本次国际会议围绕赋役、财政、货币、金融、企业史与资本市场等议题展开了跨时段、跨区域的深入对话，既延续了朱荫贵教授所代表的复旦经济史研究传统，也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把握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径。